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比较系统的资本主义方案)

【第351期】李伟：资本主义五大系统性失调

今天，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五种重大的系统性紊乱：停滞、寡头再分配、公共领域的掠夺、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首先是停滞。依靠技术创新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不现实。未来，全球资本主义将面临总体增长率低或为零的局面。唯一的例外是金融业，其利润率惊人，主要依赖央行提供的廉价资金进行投机交易。

二是寡头的再分配。欧洲和美国央行提供的贷款壮大了金融部门，吸引了投机性而非生产性投资。因此，向高层的再分配就变成了寡头政治，经济精英的命运与大众的命运脱节。

第三是通过资金不足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领域。随着收入增长越来越多地流向最顶层的1%，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公共领域开始萎缩，迫切需要获得国际流动寡头的财富。

第四是腐败。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推行，为权钱交易和暴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第五是全球无政府状态。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保护其周边国家，并为其提供可信的货币体系，但这个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后就消失了，因为美国不再能够履行其战后责任，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建立也遥遥无期。离开。

可以预见，资本主义未来将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解体过程。它的崩溃不是靠外力，而是被自身的问题压倒。这一时期会出现摩擦、变数、冲突和危机，其深远影响很可能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这本书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警告，并指出了一些必须关注的趋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文链接：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矛盾日益加深

一是要从追赶过去的技术，从引进、消化、吸收转向打造本土优势。为什么要打造本土优势？因为追的时候你总是落后，而且没有反击的能力。只有打造局部优势，才能形成局部反击。为什么不全面领导？我们现在做不到。要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打造局部优势，形成局部不对称对策。这需要通过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实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来实现。

二是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产品创新，打造本土优势。最终产品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但一些关键的东西，比如原材料、零部件和基础软件呢？是中间产品的创新。中间产品技术迭代较快，专业化程度较高。它隐藏的机制很多，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技术优势一旦形成，就很难超越。所以，这需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要重建产业基础，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全产业链发力。中间产品关键技术的突破需要长期积累。例如，芯片不能急于获得。

第三，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十四五”规划提出将基础研究占RRD的比重由原来的6%提高到8%。我们还要努力提高应用基础研究的比重。基础研究必须由人来做，必须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什么样的制度创新？是科技人员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根本性的。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原文链接：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的重点

医学院校在培养医务人员时，必须将人文素质教育贯穿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开设病史和人文课程，利用MOOC等平台选择视频，整合学习书籍内容，结合医学专业主题。次。实现医学与社会的融合。

加强专业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对生命的珍惜、敬畏、关怀、欣赏融入医学教育，将生命教育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入课程，实现医学专业与人文理念的融合，促进医学生转变思维、开阔视野、提高素质，培养具有博大医情的专业人才。此外，学校还可以聘请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人文素养的医学领域专家学者来讲学，让学生在学校直接学习临床和人文知识，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原文链接：探索医学与人文教育融合新路径

当前，以计算机数字化、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已经形成了变革性的物质文化环境，也催生了一大批新媒体文学艺术实践。然而，与这种文学实践相对应的新媒体文学批评却显得有些滞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从书写-印刷（旧媒体）范式向数字-网络（新媒体）范式的转变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面对新媒体文艺的范式转变，文学批评价值论本身不应局限于传统，而应在逻辑、美学、伦理三个维度上重新开启，并在价值论上进行研究。等级。

第一，逻辑价值问题。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关系需要解决。对新媒体文艺创作的评价必须以符合新媒体社会现实的思维进行。不仅要考虑媒介叠加融合形成的媒介链或“补救”的技术逻辑，还要考虑区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数字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

其次，是审美价值问题。主要涉及两个维度：艺术水准和审美接受度。一方面，在新媒体带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下，最基本的艺术标准或审美原则仍然是价值判断的基础。“文学艺术性”在跨媒体、跨艺术门类的发展中不断发展而不是消失。另一方面，新媒体文艺现象中多元主体的审美接受也是审美价值评价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并延伸到文学艺术中的合作性、生成性、存在性等问题。艺术创作和批评。

第三，道德价值观问题。它可以从两个层面推进：叙事伦理和情境伦理。前者主要关注典型化、模式化的中国网络小说领域，结合伦理视角来评价叙事中所蕴含的伦理类型、倾向和价值观。后者涉及广义的新媒体文学艺术，探讨技术与艺术的双重伦理在新媒体文学艺术中的价值。数字存在的深化和虚拟世界的发展可以催生新媒体美育。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文学批评研究所项目“当代中国新媒体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研究”（20JDZD045）的阶段性成果省。）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链接：中国新媒体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宏观经济学》。他不仅是世界重商主义的创始人，也是重商主义的第一位实践者。《管子》这本书几乎涵盖了后世会看到的所有宏观调控措施。这种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将令后人惊叹。《管子》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无可争议地展现了中华商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管子》开创了国家治理调控经济的先河。许多思想和方法被后世奉为指南，形成了一套政策理念和政策工具。

首先，确立了国家干预经济必须服从市场调节的监管理念。先秦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因势利导。体现在经济学领域，中国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必须符合市场和人性。第一，主张国家的经济政策要以人为本。《管子·国蓄》提出，“如果不能协调人民的利益，就无法利用语言体系实现伟大的治理”。管仲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政易，民穷则难”。此时《管子》就是《国富论》的中文版。二是主张国家管理经济应尊重人的主体性。管仲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人性就是，见无益，不做；见无害，不避。商人深谙经商之道，一举多得，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夜，虽远千里，却并不远。”也是在前面……所以，优势在于一切，哪怕是千丈山”（《管子·禁藏》）。因此，只要政府的经济政策顺势而为，就能给充分发挥每个人致富的主观能动性，最终使国家富强。三是主张国家政策干预要顺应市场机制的作用。管仲认为“没有市场，人民群众就没有市场”。“市场是天地之产，万民之所以和谐而利是道”（《管子·问第》）。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政府不能强行管仲主张依法治国，以严格的交易规则规范市场，为市场竞争提供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

二是国家干预经济“1+3”的目标导向已经形成。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根本上都是为了富民强国。但具体到经济领域：一是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管子·乘马》说：“市场是由商品的准确性决定的。因此，百货商店如果便宜，就不能盈利百利；如果不盈利，就会被一切所支配；如果一切都受到治理，他们就会节俭。”只有市场流通稳定了，我们才能百利德、百事可乐。二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在中国古代，经济增长是用国家财政收入来衡量的。三是调整贫富差距，维护政治稳定。管仲认为，治理国家应“上下有义，上下有别，长幼平等，贫富平和”。而“民富则不能赏，贫则不能罚。法不有效，则民不治，贫富不均”。因此，他主张国家在经济的社会管理中调整贫富差距。“散而积，君贤不足，分而聚财利，扰民政”。

第三，构建了一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一是财政政策，包括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首先，管仲主张“薄赋赋税，不顾民”，“官不争货，而隐于民”，“适度取民”。无论他们是否这样做，后来的历朝历代都公开主张轻徭役和低赋税，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其次，管仲主张只征收正规税，不向民众征收农业税以外的杂税和劳务，实行“税入价”的比例税率和级差税。实行“按地少征”的税率。第三，管仲主张刺激有效需求。“若年遇大旱、水涝，百姓失去根基，则应建造宫殿、露台、亭阁。过去，如果后面没有狗、没有猪，那就是平庸的。所以，建造宫殿、露台、楼阁，不仅美观、令人赏心悦目，而且是国策。”管仲也主张采用。鼓励奢侈品消费扩大有效需求。第四个是《管子》，主张通过“斩旧续短；逐满扶弱”，让穷人“富为生”、“失为富”、“留”。是为了利益”。通过放松政府政策、缓解紧急情况、振兴贫困人口来调整收入差距；通过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饥者有食，寒者有衣，死者有安葬”《管子·轻重甲》。以后历朝历代都继承了管仲的思想。例如，北宋蔡京任宰相时，修建安济坊是为了解决穷人的看病问题；建立了疗养院来收容寡妇和鳏夫；鹿泽园是为了埋葬穷人而建的。管仲提出增加政府转移支付，使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国家之一。

第二，货币政策。一是《管子》认为“统治者铸钱立钱，百姓用之”，要求铸币权由国家掌握。二是《管子》认识到价格与币值的关系——“小米重而黄金轻，黄金重而小米轻”，要求政府严格控制金属货币的发行。为此，《管子》还发明了计数和计算货币流通量的方法。南宋时期，我国发明了称重政策，进一步丰富了《管子》提出的控制货币流通、防止纸币贬值的政策。第三个是《管子》，主张采用反向公开市场操作（轻重手法），或者“以重拍轻”（轻时买入，囤积），或者“淡时低卖”。淡淡，稳价”（轻淡时卖出，稳价）。目的是稳定物价、增加财政收入。北宋王安石变法中，进一步提出实行国家贷款和无息措施，为灾民提供救灾资金和粮食，隐约具有现代货币政策的雏形。

三是价格政策。一是均衡法和均衡法。《管子》他认为“民有余而轻，故君轻聚；民不足则重，故君以重而驱之。如果轻重及时收散，就会平衡……所以，大商人、富家子不能抢夺我们的百姓。”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发展了范蠡和的均平思想，并于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在全国广泛推行均平法。后世，长平仓制度很少废除，但到清初，制度已相当完善。除了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外，还充当了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在发生大灾难时，昌平仓谷还被用来赈灾灾民。第二个是《管子》。他们还发明了“天下高、天下高、天下低”的对外价格政策。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倾销国外商品，促进稀缺物资进口。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链接：中国古代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