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高考题(启蒙运动高考考点)

作者:教育资讯网 2024-04-26 00:23:54 936

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开放民众的智慧。任何其他行动都是多余且压倒一切的。

文字|格隆

启蒙运动的高考题(启蒙运动高考考点)

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一个称霸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帝国。通过对比1405年郑和下西洋时所乘坐的宝船与88年后(1492年)哥伦布远征美洲的旗舰圣玛丽亚号(红帆是圣玛利亚号,黄帆就是圣玛利亚号)郑和的宝船):

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个中国的“帝国梦”: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字、文化、声音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各国来法庭。我们希望“凡得罪我们强者的,无论远近,都会受到惩罚”……

于是,戈隆想再次探讨一下那个困惑已久却始终没有得出结论的话题:

1.为什么中国在前两千多年里如此领先?

2.过去两百年我们落后了多远?

如果不找出这两个问题的根本症结,我们就可能永远在历史的迷宫中徘徊。

一个国家的强弱,都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来决定的。中国所谓领先和落后的参照系主要是欧洲。

那么,欧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超越并最终碾压这个东方帝国的呢?大多数人会把这个时间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即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就是郭沫若的分类方法——。如果这样划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隐藏在厚厚的尘埃下的真相。历史,更谈不上寻找出路。

首先是一些历史事实。

公元前338年,中国和遥远的欧洲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起事件导致了极其相似的历史结果:一场文化和思想的灾难。

幸运的是,欧洲人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苦难之后,抓住了救赎的机会,而中国则放弃了。

公元前338年9月1日,古代世界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喀罗尼亚战役打响。来自“野蛮国家”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率领3万步兵和2000骑兵对抗主要来自雅典和底比斯的3万希腊联军。在这场战斗中,腓力二世的儿子成为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但他相信“用血的矛是世界上唯一的语言”,年仅18岁的亚历山大担任左翼指挥官。在“马其顿方阵”等新战术和武器的帮助下,希腊联军被彻底击溃。战斗中死亡1000余人,被俘约2万人。战后,最早探索和推行人类民主制度、代表欧洲最先进文明的希腊文明被夷为平地,化为废墟。整个希腊城邦都束缚在马其顿战车上,开始征服欧洲、非洲、亚洲。无尽的野蛮征服。

这些征服让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洲、非洲、欧洲、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帝国。也打开了欧洲文化的缺口,开始了数千年在黑暗中摸索的历史。

从此,整个中世纪,欧洲在愚昧和黑暗中度过了一段时光,直到1700年后开始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救赎。

公元前338年,中国远东地区也发生了一件大事:秦孝公于当年去世,思亲王继位,是为惠文君。钱王的弟子诬陷公孙鞅谋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改革家使中国登上了王位。从此,万世第一帝公孙鞅被纳入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轮流轮流执政的循环之中(沿袭了百代秦制政治制度)。他“为惠王车所分,而秦人不留情”。

为了摆脱“秦统一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的虚幻光环,公孙鞅的变法最受后人诟病。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外,另一点就是他最明确、最系统、最严厉的“愚民”策略。“民愚则易治(《商君书·定分》)”是贯穿公孙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并通过“焚诗书、禁游学、贬学”等系统方法加以推动,毁坏诸子诗书,通过封锁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把人们的智慧和力量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小天地里,使人们处于相当无知的状态,沦为“农耕”。战争机器”受皇帝摆布。

《史记》记录了公孙鞅变法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起初,有人反对“新法”,公孙鞅逮捕了他们,并把他们排成一排,在渭河边斩首,让河水变成了血。红色的;后来,老百姓转而称赞“新法”。结果,他们被公孙鞅逮捕,全家被流放到关门:“秦之初,发号施令者不便,而有来使者方便。”杨曰:“皆是乱民。”迁至边邑,以后百姓不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

为什么反对者被斩首,支持者被流放?原因很简单:公孙鞅需要的就是“愚民”。愚蠢的人不应该考虑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有能力去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能够耕田,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

“民愚则治易”——这条金科玉律,被历代帝王践行了两千多年,没有任何折扣。——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噩梦和灾难:秦以后“百世沿袭秦政制”。”到了朱元璋时期,“什么都不允许入海。”著名的康干盛世时期最盛行的政府活动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删书正史”。人们最终变得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用说创造力了,他们是另类民族,是大国无知的人民,只知道盲从和阿谀奉承。

也就是说,在公元前338年那个非常巧合的节点上,中国和欧洲其实都站在了同一个起点,做着同样的事情:毁灭文明,禁锢思想,整个社会的人们开始进入一种状态。无知。无知的黑暗阶段。

同样的起点,但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中国为何胜出?

没有它,就是科举制度的结果。

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里,除了中国的统一持续时间远比四分五裂、小国四分五裂的欧洲更容易集中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之外,其实只有一个:确保中国获胜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中国有能力获胜。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最科学的人才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是——科举制度。

直到14世纪末文艺复兴开始之前,欧洲一直生活在无知的黑暗之中。除了极少数有权利和机会接受教育的贵族和僧侣之外,整个欧洲大陆几乎充斥着文盲。保守的梵蒂冈压制任何新的思想和想法。创造力。这使得欧洲社会在200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创造机制和土壤,除了宗教强加的冥想和安慰。

中国不一样——中国到处都有科举制度,即使像洪秀全那样偏僻,他是祖祖辈辈在南蛮之地广东花县务农读书的世家子弟(尽管他进天京后写道,他四次考试落榜)从那些胡言乱语的《天父诗》来看,格隆倾向于认为考官的判断是绝对公正的)。

中国的人才选拔方式从秦代商鞅变法后的士卿士禄制发展到后来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理论上,官员是通过农村考核和晋升,根据自己的声誉来任命的。核心机制依然是“为爸爸而战”。

变化是从科举开始的。

我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元年(605年)。起初很简单。到了唐太宗时期,考试范围从原来的一科扩大到四到五科,甚至还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临时添加了一些内容。这一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直到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并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举行了进士考试。年。

只要读过一两银子读得起的《四书五经》等“圣书”,那么一张试卷面前人人平等,考试公开,就能得到官职。完全基于天赋和学习。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但籍籍不详。当时的文化名人、诗人顾况调侃道:“长安物价昂贵,但生活不易。”但当他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不熄,春风又吹”这句话时,顾狂立刻改口道:“有这样一句话,活在世上何其不易!”

科举之路虽然艰难,但却是穷人改变命运的最公平的途径。也防止了社会利益阶层的僵化,实现了阶层流动,改变了下层阶层的地位,为上层阶层补充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科举制度对于两千多年来封建帝制下促进社会流动、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上干农活,晚上登上皇殿。将者无后裔,人当自强。从唐初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共有进士1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来自贫困家庭。宋代,各级官员中有51%以上出身于贫困家庭。这在世界各个阶段都是相当罕见的。部分。

这种“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人才培养、选拔、社会流动机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愚民”的心智发展和贡献。——这就是同样实行“愚民政策”的中国,却能在秦及后两代取得成功,是中国领先欧洲数千年、进一步拉大差距的核心原因更远。

现在,让我们回到上面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的200年里落后得这么厉害?

并不是我们变弱了,而是“敌人”醒了,巨大的“后发优势”开始变得过于强大。

当我们沉醉于几千年的“祖法”,在巨大的惯性中得过且过的时候,欧洲人却开始盘算过去的2000年和自我救赎。——这发生在14世纪末,也就是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其标志性事件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大开启人们智慧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首先出现在14世纪城市经济繁荣的意大利。它依靠古希腊罗马思想和文化形式的复兴来对抗贯穿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督教文化的神权地位和虚伪性,主张个性解放。和平、平等、自由,促进全民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一大批大师,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8世纪,它自然地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伏地魔。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康德、洛克等都发表了反对君主制、主张“三权分立”、崇尚自然人权、尊重私有财产的观点。

其中比较著名的,比如“欧洲良心”伏尔泰,主张自然人权,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所有人都有追求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这项权利是自然的,不能被剥夺。他曾说过:“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例如,卢梭主张“主权属于人民”:他认为一切权利都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员都是由人民任命的。人民有权任命和更换他们。他们甚至有权发动起义,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另一个例子是洛克。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人权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人权。“风可以进我的小屋,雨可以进,但国王不能进”是他的名言。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是开启人们智慧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彻底解放了欧洲人近两千年来“无知”的枷锁。随着随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美国《独立宣言》的颁布,自然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的思想开始生根发芽。在欧美以机构形式牢牢立足。

什么是生产力?资源和机构。人是资源的核心变量,制度是边界。制度界限决定了人类的潜力可以被释放多少。欧洲的学校制度始于中世纪,而教育学则始于启蒙运动。人性和人类思想的解放,让整个欧洲的创造力得以蓬勃发展,也让他们在短短200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人类几千年无法创造的财富。

世界自然已经太平太久了。中国沉迷于大国光环太久,仍然受限于巨大的思维惯性和认识惯性。它“聚天下为一用”,根本没有认识到解放“人”的重要性。毫不奇怪,帝国迅速堕落为“泥足巨人,一推就会倒下(1793年英国反清查代表团成员的日记)”。

5回到文章开头,“三宝太监”郑和的宝船。

罗茂登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说,建造宝船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需要世界十三省的钱和粮食才能足够”。郑和庞大的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这次史无前例的豪华航行共进行了7次,历时28年。如果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简直就是荒唐的破产之举。据明朝王士兴记载:“建国初期,国库充溢,三宝郑太监西行,赠银七百万余,十年后,还有超过一百万人需要返回。”

“浪费人力、浪费金钱”的郑和船队成为众矢之的。几年后,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消失了。明代严从俭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记载:“三宝西行,耗银粮数十万,军民死数万,若为国家带来何益?”他们带着宝物回来了?……旧案虽然存在,但还是应该销毁,以拔除根源。”

这个“也应该被毁掉”的不仅是航海日记,也是这艘巨大宝船回国后的命运:“被烧毁”。

至于“携宝归来”,其实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奇珍动物。永乐十三年(1415年),马林王国(今海盗猖獗的索马里)的使者随郑和船队,给永乐皇帝带来了一只“麒麟”。这样的“吉祥”给“皇帝的新装”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事实上,这只“独角兽”只是一只长颈鹿。

经过一千六百年的皇恩和“愚民”的影响,帝国精英唯一的演变就是从秦朝称鹿为马,到称鹿为“独角兽”。

据记载,这支代表皇权的浩师曾四次出兵海外:

他第一次在锡兰(斯里兰卡)被五万皇家军队围困。郑和舰队反攻,一举俘虏了锡兰国王。朱棣“同情他的无知”,将他送回国;第二次,苏门答腊王子苏千拉企图夺取王位,郑和被俘,送往北京受罚;第三次,西爪哇王国首都马班杀死郑和船队170名官兵后,朱棣要求他赔偿黄金6万两,但他拒绝了。他与严正谈判,最终以一万两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他遇到了旅居海外的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的舰队无情地消灭了他。

或许,郑和船队的真正使命,就是追捕并消灭那些敢于入海逃亡的帝国难民。由此看来,追杀建文帝绝非民间谣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严禁民间买卖。”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止私人海船,设部门,不准其进出”。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海禁的延伸。此举不仅斩断了陈祖义等人的脖子,也斩断了海洋中国的梦想。

郑和下西洋就像一场自相矛盾的梦,很快就被历史遗忘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准任何木板入海”、“天下书籍删去”成为国策,让大多数中国人对内心世界或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在他们的视野里,就是整个世界。结论

按照启蒙运动核心人物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的核心其实就是人们应该独立思考,做出理性判断——,或者更简单地说:不要做“傻瓜”。

100年前,上帝给了我们一次救赎的机会(五四运动),但由于命运的安排,我们匆匆放弃了。

无知的人不仅无所畏惧,更大的悲剧是无能:无法独立思考,无法客观比较,根本没有创造力。民国大师辜鸿铭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每个中国人心里其实都有一根像绳子一样的辫子。

人们之所以不能独立思考,并不是天生的原因,而是因为在公元前2000年,人们的视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被刻意地、严格地压制。

在格隆看来,启蒙民众的智慧是政府唯一需要做的事情,任何其他的行为都是多余的、多余的:有了智慧,民众自然知道该做什么,政府也无需担心。任何剥夺人们获取知识权利的社会和政权都是邪恶的。秦时如此,明时如此,清时更甚。

如果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培养出一批没有任何自我思考能力、创造力的机器,这个社会怎么能不落后呢?怎样才能破浪前行?

无论有多少只蚂蚁,它们永远不能做两件事:

1.建造摩天大楼是不可能的;

2、看不清路边飞驰而过的汽车是什么;

头脑决定。

1912年6月,正在湖南省立中学读书的19岁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010—》(:010—,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全文。它的开头如下:

“当我读历史时,我感叹我们人民的愚蠢,当权者的苦心,人民几千年来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智慧,才导致国家陷入苦难。”

106年前开国元勋的忧虑至今仍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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