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有争议吗(储朝晖解决这四个问题,助力你成为好家长)

褚朝晖：高考选拔标准应多元化

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从教育管理分散化、教育评价多元化等方面入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韩勇

关于高考改革以及现有方案的优缺点，《中国新闻周刊》近日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长期深入研究教育改革问题。他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组的成员，也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的主要参与者。

在褚朝晖看来，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让学生在高考招生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和一定的决策权。这是一个小小的改进。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教育管理分散化、教育评价多元化等方面入手。

资料图：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中新社记者张勇摄

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北京市新高考方案近日发布。您如何评价这个计划的内容？

储朝晖：这个计划给学生拓展了一些选择。与之前的浙江计划相比，北京计划选拔考试比浙江计划更简单，考试次数更少，给考生带来更多便利。

另外，无论是北京方案还是浙江方案，升学分数的数值都被降低了。以前完全看分数，改革后不仅看分数，还看综合素质评价等因素。招生院校也有一定的决策权。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浙江方案》还是《北京方案》，公众对其内容仍然存在很多质疑，之前的《浙江方案》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怎么想？

储朝晖：总体来看，中国的考试招生制度长期由政府主导，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而出国留学。自费，为中国大学留下优质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其次，不利于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难以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使高考招生制度更加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高考改革势在必行。政府有关部门承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高考制度。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号。媒体采访我时，我用四个“不”来评价：不完整、不可操作、不稳定、不专业。浙江高考改革方案出来后，我建议他们减少考试次数，因为太多的考试必然会给家长、学生和老师带来很大的负担。

另外，无论是浙江方案还是北京方案，这两轮高考改革都没有触及一个实质性问题，那就是高考是以政府为主体还是以大学为主体。

我从2005年开始参与高考改革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现在。2008年起草《教育规划纲要》时，我是工作组的成员。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最后定下了一个段落。类似表述可见于2013年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种选择、学校按照规定自主招生。有了法律、专业机构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终身一考的弊端。”

也就是说，招聘与考试分离的内容已经被写入文件中。然而，在2014年起草《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一批人非常保守，言论非常偏激，称招考分离会“影响政治稳定，后果严重”。结果，招考分离的内容最终被从文本中删除，并出台了一项被称为“半步”的改革方案，给当前的实施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您如何评价招聘与考试分离？

储朝晖：根据我长期的实地考察和历史研究，政策越受欢迎，风险就越小。招聘与考试分离是“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放权”的关键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权力下放，这是一项对教育各方都有利的政策。

事实上，现在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造成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一味追求考试成绩、学校千篇一律、学校千篇一律等一系列问题。每个人，校外培训太多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标准过于单一。学生很难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学习，因为只要学习单一的内容，就可以获得高分。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培训机构也非常简单，可以轻松复制，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过度训练的问题。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教育的评价权和管理权进行分级，属于哪个级别就属于哪个级别，这样才会有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标准。标准不再单一之后，培训需求也不会单一。培训课程必须有独特的内容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培训的需求也会下降，不会出现快速增长和过度培训的情况。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我的结论是，目前严格管理培训机构的做法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提高成绩培训的需求依然存在，家长的负担依然沉重，学生的负担依然沉重。

目前，每年约有1000万高考学生要按照标准排队。事实上，超过1000万人受到影响，因为高考将扩展到初中和小学，现在甚至已经扩展到幼儿园。所有有孩子上学的家庭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如果不及时改变，这些家庭和儿童将遭受持续的伤害。

中国新闻周刊：在高考改革方案中，学生在高考方面有更多的选择。这是否被认为是一种改进？

储朝晖：现在的规划给了一点空间，这是一个进步。但如果不改变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这个狭小的空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高考选拔标准应该如何确定？

储朝晖：选择的标准应该多元化。各大学应组建专业的招生团队，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和培养的人才、学生的类型，自主做出决定，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说明。然后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判断和选择，形成多对多的组合，这就是我几年前反复讲的让大学和考生“谈恋爱”。

结果将会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学院都有不同的标准，符合学生性质的多样性，并允许相互选择。录取和就读过程是甜蜜的，不会造成60%的学生不喜欢自己就读的学校和专业的现状。这是对青少年时间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近期，一些地方出台了将学生近视率与政府绩效考核结合起来的政策。如何连接这个？有时可能会发生欺诈行为。事实上，解决近视问题需要教育管理分散化、教育评价多元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想参加的课程和活动，而不是被要求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或学习自己不喜欢的内容。这样，近视率自然就可以降低。反观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过于集中、单一。

如果只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抽象的标准，每个人都是具体的，性质不同。如果要求每个人都按照一个抽象的标准来排队，那么具体的、自然的、自然的方面就会丢失。那个人不可能是最好的自己。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那些得高分的学生其实受苦最深，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考高分上。这些孩子迷失自我最为彻底，在社会上的发展普遍较差。不太好。而那些处于中等水平、成绩中等的学生，以后进入社会后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他们还保留着一点自我，后天的本性在进入社会后就发挥了作用。

资料图：家长为孩子们走出考场拍照。王一钊摄

赋予高校招生权力

中国新闻周刊：综合素质评价是高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认为最能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您如何评价这个系统设计？

储朝晖：我们现在讲的综合素质还是基于总分模型的综合素质。这类似于学术研究中将数学、物理和化学的考试成绩相加。例如，如果你物理考试得了1分，语文考试得了1分，英语考试得了1分，那么每科的1分是不等值的。加在一起，就像一头猪加两只鸭子，再加上四只。牛，把不同数量的数字加起来，得到一个总数，按照这个总数排队。

作为专家组成员，我们曾经提出不把总分相加，只按科目呈现，但相关领导说我们还是要排队，让大家看清楚。

如果不加总分会怎样？根据每个科目的分数，有N种排队的可能性。例如，对于八门课程，存在八门课程的排列组合。这样就可以看出，高校招生时，可以招收自己想要的科目成绩高的学生。专业团队可以对这种评分方式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招生办公室排队计算总分是没有意义的。

如今，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绩、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进行评价，并采用总分模式，等于进入了除分数之外的另一个陷阱。总学术成绩。

国外大学招生时是如何评价的？低端院校根本不看这些东西。他们只看你的高中学业成绩或SAT成绩。但高端院校肯定会选择你。他们在看什么？SAT成绩可能只占权重的25%到40%，其他60%到70%由学校专业招生团队决定。他们将对候选人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价。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综合素质标准。比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对综合素质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谁做出决定？这完全取决于学校的招生团队。

事实上，团队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它会对你的材料进行整体分析和识别，看它是否能够表现出使命感、想要改变社会、做事能力、善于合作等品质。如果你能表现出这些，你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许多学校要求候选人写一篇申请论文。它非常重要，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二三千字，需要自己写。其他人写不出来。过去几年，一些中国考生聘请了机构来帮助他们写作。以前也骗过一些高校，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他们会检查一下。申请论文可以反映你的个性、你的思维、你的生活经历，他们会做出仔细、详细的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是否有可能复制这种做法？在中国，大学一旦拥有这种权力，可能会被质疑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楚朝晖：这不叫抄袭。只需设置相应的空间即可。一是真正把招生权下放到各大学。各大学自己会想方设法组建自己的专业招生团队，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周密、完整的设计。各学校应该解决的问题靠教育部解决是解决不了的。主体是错误的。

不能完全排除有关秘密行动的问题，但你信任一个机制还是一个人？使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如果有什么猫腻，你的学校现在可以这样做，但几年后你就会因为招不到好学生而倒闭，招生作弊的名声也会很差。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民国时期，大学招生也这样做，但没有人作弊，因为过程公开透明。如今，招生还可以包括视频和音频录音。不仅考官可以对考生进行评判，其他人也可以拿出视频来观看。谁愿意冒被骗的风险？

而且，如果发生作弊行为，惩罚专业人士很简单，但是惩罚行政机构和招生办公室的人就很难了。

相信常识。大学招生可能存在腐败，但这不是招生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腐败的根基造成的。如果能够在招生方面建立一个相对公开、透明、专业的制度，将是引领社会消除腐败的一个突破口。如果是出于对大学招生腐败的担忧，那就成为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借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争论过很多次。我希望能有更开放的讨论，观点会更清晰。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中国的高考招生改革会按照您所说的方向发展吗？

储朝晖：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迟早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曾在2014年7月提出过《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号提案，这个提案对高考录取制度改革提出了专业判断。

该方案发布后，各省招生办在制定改革方案时都会私下查看。我们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指明未来改革的方向。无论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我们都会经过曲折，朝着那个方向走。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4期）